寒春的幸福观

两种人、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是何等的分明
　　 ——悼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死寒春去世了，对于失去这样一位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人，我们深感悲痛。但至目前，官方对此没有只字报道。对比那位假住“牛棚”的大师来说，各种消息、回忆、歌颂纷纷扬扬陆续不断。寒春不愿住国家分给他们的舒适住舍，一直自愿坚持住在“牛棚”，毫无怨言，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两种人、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何是等的分明。而我们的主流媒体也是爱憎分明，选择了他们喜爱的世界观，抛弃了他们憎恨的世界观。为了纪念寒春同志，摘了《阳早、寒春红色传奇》中的一章，以此悼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
　　 第24章 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辨证关系
　　 1980年8月，寒春曾写过一篇通过自已的经历谈论思想感受的文章：《幸福何在——与青年们谈心》，这篇文章是一篇能够充分地展现她和阳早人生观、价值观即苦乐观、幸福观的难得文献。
　　 寒春说她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虽然父亲早逝，但是她母亲是一位较出名的教育家，由于她母亲新颖的教育方法，使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中，当时她认为能够受到她母亲这样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新发展。母亲的教育使我们立志将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
　　 那么什么人才是对人类有用的人呢？寒春说：“我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寒春中学时候便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门，当上了核物理的研究生。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还很少，我们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世俗”。
　　 寒春后来总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核物理专业的研究，追随阳早到中国解放区来的原因时，她曾跟中国的朋友说过：当时她思想上接连发生了三次转变，首先是她比较多地受到她姐姐瑾•辛顿的影响。“我姐姐以前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形：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姐姐常说，美国生产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她经常给我和哥哥韩丁，哥哥的好朋友阳早送一些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我家里很热闹，大家到一起就热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
　　 就在这时候，寒春借来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使她有了向往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情感的冲动。
　　 第二次思想转变是，当寒春发现她亲自参加研制的原子弹，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备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攻击；美国军政要人已掌握了跟核物理研究有关的一切项目，日本长崎、广岛的十几万平民无辜地受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全都死于非命。寒春虽然热爱核子物理，但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不成为美国军政府对世界人民进行核威慑的工具，她毅然要脱离核物理研究中心。
　　 第三次思想转变是当已经卸职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到美国访问，发表那篇著名的“富尔顿演说”，这篇演说使寒春思想又一次受到了震动。丘吉尔的演讲实际正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为了摆脱“冷战”后核军备竞赛，寒春下定决心要退出核物理研究中心。寒春1948年离开美国，时隔29年之后的1977年，她从中国返回美国时曾说：“前往中国解放区我想从美国之外去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直都想某一天我们会再回到美国，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直到今天（指1977年秋）才回来。”“我到达延安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或许是那里人们简朴的生活和他们丰富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的人民是我见到的最幸福的人民。”
　　 寒春在另一篇文章《一个核物理家的自述——我为什么冲破体制，走向中国革命》中写道：解放区“这里的气氛是极易感染人的，在这里工作，我忽然感到某种超我，它既是我自己，又超然于我自己。我在和众多的人共同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寒春到解放区以后，得到了中国同志们很多的帮助和教育，她说：“我也常常回想着母亲的教育方法。原来，我认为她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为什么到了这里却有很多简单的道理从未听到过？不错，她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这种思考能力为谁所用呢？目标不清楚，在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她的教育方法虽好，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我也懂得了一个人只有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
　　 寒春和阳早留在中国，一待就是几十年，几十年来他们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寒春说：“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也就是说他们到中国，不仅仅是观光游览，看看中国解放区和新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中国正在进行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认识到只有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在互动式改造中体验感受苦与乐，确定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
　　 曾经从事过核子物理研究的寒春，通过自己后来在中国参加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将自己的体会从辩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她写了一篇《物理、哲学和世界观》的哲学论文。
　　 寒春写道：
　　 我心中有一个问题：物理学家，仅凭他们有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否最终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境界？如果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物理学家能做到这一点？60多年来，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正在以不可抵抗的力量揭示着宇宙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像爱因斯坦或费米那样的科学家，为什么没能总结自己的发现，把它们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写出《矛盾论》那样的著作呢？为什么《实践论》、《矛盾论》的作者恰恰是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
　　 一个人的哲学观点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世界观是人对周围世界的解释，而这个解释依赖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历史的现阶段，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即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无产阶级）。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这两个阶级的观点。一个人的思想受哪一个阶级的观点的主导，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为统治阶级所控制，为统治阶级服务。通过对新闻媒体、教育系统、研究机构等的控制，资产阶级训练着自己的科学家，向他们灌输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早在1908年，列宁就指出，物理学家所处的整个环境使得他们疏远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把他们投进庸俗的官方哲学的怀抱。物理学家被灌输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主观性，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解释世界。然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其两个显著特点之一，恰恰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因此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物理学家想要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境界，必须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主、改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众为主。仅凭科学研究的经验，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表示怀疑。
　　 不错，资产阶级科学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通过客观、科学的研究过程，凭借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在经验上不断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世界观的改造，也不意味着他们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境界。仅仅通过自然科学的实践，没有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这样一种飞跃是不可能的。
　　 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你的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研究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局部世界或某一门学科，而必须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己。必须对各种事物进行客观的考察，进而领会各种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才能使人达到哲学的高度。
　　 另一方面，如果思想中还有主观主义的角落，那么这个角落将阻止我们对周围现实世界做准确的反映，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摆脱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物的影响才能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若不从我们心中清除围绕个人利益的主观主义思想，则一旦牵扯个人利益，客观的思考便不再可能。主观主义一旦作怪，我们在客观现实面前就如同盲人。
　　 纵观历史来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这样一种觉悟和要求，即向自己的狭隘私利宣战。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这样一个阶级，它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发现如不解放全人类，就无法解放自己。这样，无产阶级就在斗争实践中学会客观地认识各种事物，包括它自己。这样做了，它就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因而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境界。资产阶级永远也达不到这样客观认识世界的程度，因为它无法摆脱私利这个障碍。
　　 在物理学中，我们的工作是调查和发现自然界的物理规律，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客观世界的规律。由于科学研究不涉及对社会和人类的改造，我们便无法获得关于人的本质的正确的知识。因此单凭科学研究，无法使我们懂得为什么要挑战和否定我们世界观中源于个人私利的那些方面，也无法使我们懂得如何通过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使人的知识得以发展。一个人可以自认为唯物主义者，但如果不意识到必须剔除那些源于个人私利的主观主义思想，那么他的认识过程就总是被主观主义思想所干扰，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折磨。一个人如果不参加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不同时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为自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摆脱主观主义这个包袱。
　　 毛泽东的“斗私批修”的号召，仅用四个字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这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战略性号召。它向人们指明，只有斗私，才能使我们摆脱主观主义思想，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一号召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包含着未来共产主义新纪元思想标准的核心，即如毛泽东所说的“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寒春在《幸福何在》的文章里说：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吃饱了爬在地下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我所认识的国际友人寒春和阳早

睿 霖

2月1日我去拜访一位老同志，在他家见到了1月29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阳早同志已于去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和我们永别了。看到这个消息，心情很难过。我决定去看望寒春同志。2月4日下午我邀了与寒春阳早夫妇熟识的另三位同志一起去看望她老人家。
“阳早的一生，没有遗憾的事，为解放全人类，值得”
她的家，也是他们的工作单位北京农机实验站坐落在北京北郊昌平县的一个偏僻农村——小王庄。这里交通不便，不通公共汽车，去她家，要换好几次公共汽车，还要花5元钱从沙河坐一段“嘣嘣车”。这天，为了赶时间，我们几人就花120元租个出租车前往。从城里出发，走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下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农家小院，院子里有一栋六、七十年代建的五间瓦房。因为年久失修、风霜侵蚀，房子显得十分破旧，还不如周围农民的房子好。
这是我第八次踏进这个小院。前七次阳早在，这一次，他走了，只有寒春一人。
院子里静悄悄的。几棵高大的白杨树，静静的矗立在院子周围，似乎它们也在为失去一位尊敬的主人而默默地志哀。我轻轻地推开房门。寒春正伏案工作，似乎没有发现我们进来。我默不做声地走到她的身后。寒春老人正在聚精会神的记工作日志。桌子上摆着各类“牛情”统计表。日历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
“寒春同志，我们来看你来了！”我的声音惊动了她。她站起来转过身，热情地望着我们，笑着说：“好家伙，是你啊，我们好久不见了。欢迎，欢迎。”我握着她的手，心里一阵悲酸。出乎我的预料，从她的表情上我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伤感。虽然刚刚经历了丈夫去世的精神创伤，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她像往常那样，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的样子。落座后，我问：“近来身体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还可以。”
“阳早同志去世，我们都不知道。是刚从报纸上得知的。” 我不无遗憾的说。
“是12月25日走的，那天是圣诞节。”寒春说。
与我同来的小张喃喃自语的说：“21日和平从美国回来，我来了，去世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是28日才知道的。就这么悄悄的走了。”大家沉默一会，谁也没有说话。
我打破沉静：“你今年八十几了？”
“我八十二。阳早八十五。他是11月生，刚过。”
“我们祝你健康长寿，祝愿你能活百岁。”
“能干事多活几岁可以，不能干事，活那么大岁数干啥。”她说。
“我看了《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很感动。你很刚强啊。”
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什么是刚强？”小张一旁解释说：“就是坚强。”她听明白了：“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阳早的一生，没有遗憾的事，为解放全人类，值得。”说完，她起身去另一间屋给我们找1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
我们默默地在客厅里等候。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简朴而又略显杂乱无章的客厅，既是她们夫妇会客的地方，也兼餐厅和工作间。看见这些熟悉的摆设，使我回想起与阳早、寒春两位老人交往的许多往事……
“谁能像陈永贵那样给我再建一个大寨出来？”
我的目光落在客厅南墙上悬挂的两幅照片：一幅是陈永贵的单身照片，背景是大寨；另一幅是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合影。看着照片，我想起1999年冬天我们的一次谈话中阳早说的这句话。
他们很敬重陈永贵和大寨。认为陈永贵是“毛泽东的农民”，是个了不起的人；大寨人改天斗地的精神是中国人的榜样。阳早对我说：“别看陈永贵文化低，但革命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做报告不带材料，一下子能谈上几个小时，并且条理清楚，一、二、三、四，头头是道。”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XX在XX学院说，陈永贵是个农民，怎么能当副总理呢？我听这话心里就不舒服，生气的对他说：‘你对陈永贵不是不服气吗？那好，你把你们学院最有文化的专家拿出来，看谁能像陈永贵那样给我再建一个大寨出来，怎么样？’他这种人不怎么样，他对我说，毛主席搞个人独裁，个人说了算。我说，我没有看到过毛主席什么时候搞过独裁，毛主席是最走群众路线的。有一次，我听传说这个人要升官，当什么副部长，我就问他是否有此事？他却说，他到上边做不了什么事，在这里我可以说了算。看来他才是独裁者呢！”
“毛主席伟大”
在她家的东墙上常年挂着毛主席像。书架上有很多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传》（1949~1976）刚出版，寒春就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1~5卷他们夫妇都读过。我每次到他们那里，无论是什么话题，他们都不时的提起毛主席，语气当中充满了崇敬，称赞“毛主席伟大”。
当年年轻的阳早、寒春就是被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的神话吸引到中国来的。他俩一生追求的理想其实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就是他们的精神偶像。
他们曾对我说，刚到陕北时，他们就被解放区的政治和民主气氛所陶醉，他们崇拜毛泽东，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期待着创造了“小米加步枪”神话的毛泽东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次，香港凤凰台采访寒春时，她充满激情的说：“因为毛主席领导的这个战争是完全靠这个老百姓，山里头都有老百姓，都有眼睛，都看。都给说什么什么，这就了不得。所以那个国民党坚持他有坦克，什么都有，可是他没有眼睛。所以他的解放军越来越大，最后一年就把他国民党消灭了，那时候毛主席在那儿非常非常厉害。”
他们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俩在偏僻的农村，当20天后知道时，欣喜若狂。寒春说：“好家伙，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真是了不得！”
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工人阶级最了不起的革命领袖。他们对毛主席革命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不仅对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给予肯定，而且对和平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也给予肯定。他们不同意某些人的所谓毛主席“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说法，说这对毛主席不公平。他们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替代的。
寒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安，我逐渐懂得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如此信任和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共产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指出了方向。如果没有党的组织和纪律，一盘散沙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我还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人100年来斗争、牺牲和经验的积累。”
2002年，在我们办的刊物创刊十周年纪念会上，寒春用自己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亲身经历批驳了某些人否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几十年革命与建设成就的谬论。她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列举一大串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数字，来说明某些人的否定和污蔑是没有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她大声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经济不是崩溃了，而是大大发展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她气愤的说：“为什么有的人就相信这些假话？为什么有人那么崇拜美国，说美国如何发达，什么都好。不要忘了，美国是帝国主义！它是靠侵略、掠夺发达起来的。殖民地为什么穷？中国解放前为什么穷？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时期我们都搞了些什么？我亲眼看到的是他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人都有事干、有工作，看病有医生，老人有人养，孩子能上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比美国好。美国有资本主义的癌。”她希望新闻媒体能够在这方面多向人民进行宣传。既要批判资本主义，又要对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所介绍。
“对帝国主义，中国一定要警惕”
2000年2月的一天，我去看他们。夫妇俩都在。寒春拿出几本美国杂志，指着杂志上的照片对我说：“最近在西雅图开了个世贸组织会议。有130多个国家参加会议，同时又有130多个国家的人民来西雅图反对、抗议，包括美国人民，好家伙，有5万人，比开会的人多的多。第三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这里反对这个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全世界都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群众示威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我哥哥韩丁也参加了。我哥哥可是反帝积极分子呢！”
当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去他家，问他们对这件事怎么看。阳早忧心忡忡的对我说：“世贸组织是被美国操纵的，那是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不然会发生十分糟糕的后果。”他说：“美国有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游说国会时讲‘我们与中国签订协议，好比我的桌子上放着两张纸，我们给中国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而另一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国给美国的。’那位美国女谈判代表回美国讲，中国得到的唯一好处是我们保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可改变，巩固下来。”
他们多次对我讲，美国的政府、军界、资本家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不可能改变，中国与他们打交道，要有警惕性，不然会吃亏的。
9·11事件不久，我问他们的看法。阳早说了两句话：“一是遗憾。因为死了许多无辜的人，就像日本的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一样，他们是无辜的；二是活该。美国帝国主义到处去侵略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屠杀别国人民，这次遭报复，活该！”他预测：“9·11后，美国全方位的衰败开始了。9·11是个转折点，有可能像罗马帝国的衰败那样。现在，美国不仅在经济上不行了，其他方面也都不行了。现在有些国家支持它，没道理。”
与牛相伴一生
阳早在美国是学农的，到中国来干的是老本行，而寒春则不然，她在美国是学高能物理的，搞原子弹的专家，到中国就改了行，做起农机研制工作来。但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把自己的工作与“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他们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们身上，真实的体现着白求恩、张思德的精神。他们从美国到延安，从延安到三边，从三边到西安郊区的草滩，从草滩到北京，都没有离开艰苦的山沟。1966年，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从事翻译和科研工作，并让他们住上条件比较优越的外国专家公寓，可他们硬是不享这个“清福”，积极要求重回“牛棚”去，不久，就到了郊区养牛场。他们这种对革命事业执著的精神，很是令人钦佩。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们夫妇俩陪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养牛场和他们的工作间，如数家珍般的一一向我们介绍。牛棚就是他们做实验的工作间，摆满了各种测试仪器和挤奶设备。在我们走近一头生病的奶牛时，他俩驻足好一会，用手抚摩着牛的头部，就像抚摩生病的孩子那样。可见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和对事业的倾注之深。我们参观了阳早设计的管道式挤奶设备，寒春设计的直冷式奶罐。阳早说：我们的牛场里有300多头牛，喂养、挤奶、测试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最好的一头牛日产奶62公斤，平均30公斤，年均每头牛产奶9000多公斤，连续多年居全国之首。
“幸福何在？”
“幸福何在？”，这是寒春1980年发表在某刊物上的文章题目。
她在文章中写到：“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记得有一次我赞扬他们夫妇说：“这么多年你们在中国吃苦了。”阳早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吃苦。我们没有感到吃苦。我们在中国感到很幸福！”我说：“你看你们老两口抛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来到中国的山沟沟，一干就是50多年，你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你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寒春说：“不，不，不，你讲中国，我不同意。不完全是为了中国，我们是为了全世界，包括美国、非洲、拉丁美洲，是为全人类的解放。”我不无感慨的说：“你和阳早作为外国人这样的爱我们的国家，可有些中国人，却不爱我们自己的祖国。你们伟大，他们渺小。”她说：“也不全在他们。也有其他原因。”
他们虽然还保留着美国国籍，是纯粹美国人，但他们已经中国化了；他们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马克思主义化了。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一个人一旦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旦有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志向，就会把自己的物质利益看得很淡。发扬“两个务必”，他们做到了，并且几十年一以贯之。从他们身上和他们家里处处可以体现出来。
对他们的简朴生活，所有去过他们家的人，无不啧啧称羡。除了睡觉的床，还有两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旧式沙发，两个矮柜，三个书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客厅里那个用砖头搭起来的写字台，这可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中绝无仅有的。对此，阳早有几种解释，第一次对我说：“我们从1946年到延安至今已经搬了6次家，搬家就不想搬家具，也不想购买，而是就地取材。用院子里的砖搭块木版就可以用嘛。”第二次对我说：“我们不追求物质，我们看重的是精神。”第三次他诙谐的说：“这是我们的艺术品。” 我估算，除了电视和冰箱外，他家所有家具可能不值2000元，如果卖给收旧品的，就是100元人家也不要。
1999年12月的一天，我们一下子去了6个人。中午，负责给他们做饭的李师傅炒了菜量很少的5盘菜，多为素菜，大家都不敢下箸。争着不足，让着有余，最后盘子里还剩点菜，寒春把它拨到大家的碗里。她看凉拌西红柿的盘子里还有点剩汤，就端起盘子仰头喝了。她这个举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她说：我们家有个习惯，不能剩饭、剩菜，老百姓种出来不容易，我们不能浪费。毛主席不是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嘛。后来，为了减少他们做饭的负担，我们每次去他们家都买些冻饺子带去。
他们这是吝啬吗？不是。他们在该花的钱上，是很大方的，决不吝啬。记得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出版后，他们一下子就从我们杂志社买了十几套送人。他们也经常用自己的钱买我们的杂志送人。阳早戏称：“我们家是你们杂志的中转站。”
他们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孩子这样做。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曾经被送到工厂、农村“与工农相结合”多年，两个到农村，一个去工厂。阳早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孩子）也要走这条路。1976年后，他们的三个子女都先后回到美国读书去了。后来在美国都从事普通职员的工作。用他们的话说，是给资本家打工。
2000年5月26 日我去他们家，正好他们的大儿子阳和平回来探家。他那时在美国一家银行做一般职员工作。和平对我说，他不想在美国呆下去，想到我们的杂志社帮助干点工作，同时还可以照顾父母。我说，那很好，不过，我们的杂志太小，又穷，对你来说是大材小用，更主要的是经济上也不行。凭你的学位和英语水平，你完全可以去一家外企工作或做翻译工作，这样会收入多一些。和平说：“我不能光为了赚钱，那样就没有了方向。经济上不要紧，我可以节省过日子。”他补充说：“我现在的女友也在中国，叫道远，就是任重道远的意思。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2001年11月17日，我去他家，寒春刚从美国治病回来，虽然她自己说，没有找到病因（右肩和右胸不明原因的疼痛），但看上去比阳早的身体健康状况要好，而阳早则显得不那么好，呼吸有困难，气喘，说话没气力。阳早坐在躺椅上，旁边摆着氧气瓶。他很吃力的对我说起他的孙女：“她在美国上学，我要她回来。”我问：“为什么要孙女回来？”他说：“一是让她回来学中文；二是让她回来学革命；三是让她回来学劳动。”我问：“她自己愿意回来吗？”他说：“会愿意的。”后来寒春告诉我，她孙女真的回来工作了，是山西长治张庄中学的老师。阳和平也回来一段时间，在某大学当教员。
这老俩口，思想、说话、办事总是离不开革命。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革命。革命就是他们的幸福观。
“我们对记者不感兴趣”
寒春给我们每人复印了一份的《北京青年报》，我接过报纸问：“报上写的准确吗？”
“我们没有说的话，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她面带嗔色。
“都哪些不是你说的呀？”我又问。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记得我们杂志1994年第十二期发表的女作家刘朝兰同志的文章：《在两位“老延安”家里做客》，里边有作者与寒春的一段对话，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杂志社的记者……”“不，不，我们对记者不感兴趣……。”刘朝兰把她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有关他们的报道给寒春，顺便问：“你们为什么对记者访问不感兴趣？我们读了这些报道很受感动。”寒春解释说：“有的记者是很好的，实事求是。有的报道不准确。还有的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有篇文章里写阳早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喝奶，哪有劲干革命’。阳早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中国工农大众早就起来闹革命了，他们有牛奶喝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牛奶喝啊？阳早说，‘那是记者的好意，强调咱们工作的重要，不过得实事求是……。’阳早说，‘在西安草滩农场周恩来没有来看过我们。1971年周恩来花了7个小时同我们谈话，那主要是接见从国外来访的韩丁，我们是陪客。罢宴是有的，一共三次，都是在外地。因为跟在我们车子后面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吃饭的场面也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罢宴了。有一天连早饭都没有吃。对王震同志罢宴是没有的。我们担任农机部顾问后，王震同志在北京饭店宴请我们。因为对一些现象看不惯，坐在王震同志身旁的寒春说了一句：‘王震同志，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我发现，这次《北京青年报》也引用了“不喝奶，哪有劲干革命” 、“对王震同志罢宴”这两件事，我想，寒春所说的“我们没有说的话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可能就是指这个吧。但她对《北京青年报》1月29日的文章总的还是满意的。她对我说：“我不同意的话和观点，他没有写。”
“农业土地减少，粮食就会减少，不能这样搞”
与我同去的河南老张同志问：“我从电视上看到1月18日温家宝总理接见你们外国专家，你对他都反映些什么意见？”
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开会的时候把我安排在前边，吃饭的时候把我安排到温总理的身边？”她边说边找出参加会议的名单，上边排着座次。“我们进去，工作人员就把我们带去的材料给收上去了，说是由他们转交，可我身上还有一份就给温总理了。是反映我们这个农机站不要搬家的材料。房地产商要搞开发，我说农业土地减少，粮食就会减少，不能这样搞。温总理很快就看了，问我：‘是北京市吗？’我说是。我还说了中医不能被西医吃掉。学中医的非要大学毕业干啥？能治病就行。我还讲了伊拉克问题，美国就是为了石油，要控制中东。”寒春从旧厨子里找出两张纸给我们看，那是中央领导给她的慰问信，上写着：“中央办公厅来电（12月27日下午3点55分）对阳早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请外专局向寒春同志及子女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想选一棵松树给阳早树葬”
寒春说：“阳早对我说，‘什么都不要留。’我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照骨灰盒的大小形状。
我问她：“准备什么时间树葬？”她说：“再暖和些吧，到植树的时候。”“用什么树？”我又问。她沉吟一会说：“有没有圣诞树——是松树呢？还是枞树呢？我想选一棵松树给阳早树葬 。”
我们几个人同声说：这好办，到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来办。

结束语：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觉得把毛主席的这番话用在阳早、寒春同志身上，也是完全合适的。
向阳早、寒春同志学习！
（写于2004年2月6日）